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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姐川岛芳子连累我一生

原标题:姐姐川岛芳子连累我一生

来源 |《往事不寂寞》 三联书店出版

作者 | 口述 金默玉 整理 李菁

川岛芳子

1918年,流亡于旅顺、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38个孩子,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·显琦。爱新觉罗·显琦(金默玉),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,在此后的坎坷岁月里,总是试图用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“十七格格”和“川岛芳子之妹”的烙印。

1996年,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“爱心日语学校”,而后的“东方大学城”正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。每一位见过金默玉的人,都会惊讶于她历尽沧桑后的达观和幽默。

没落皇族

1922年父亲去世时,我只有4岁,我的生母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,就这样,我4岁那年,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。

我母亲生的3个女儿里,川岛芳子最漂亮,性格外向。我见到她时,她一直梳男头。我有时也用日语喊她:“兄长”。

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,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。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,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,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,挺漂亮的。全大连、旅顺的日本人都参加了婚礼。

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,再说她哪是在家呆得住的人?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,不到一年,又离开了大连。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,长得也挺漂亮的。奇怪的是,甘珠尔扎布结婚时,川岛芳子又跑来参加了。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,但又驾驭不了她。

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,川岛芳子也在那里,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。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,偶尔去她那里玩。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,但特疼我,因为我最小。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、跳舞,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。我大哥知道后,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。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,名声也不好,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。

在我去日本留学的头一天,川岛芳子先离开了长春。我去车站送她,她喊我“小不点”,不知为什么,竟有点眼泪汪汪的。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,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,“川岛芳子栏”天天登她的相片。我在日本上学时,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她生病住院了,我就去看她,她见了我还挺高兴的。有时我想,可能她内心深处也挺孤独的。

1941年,我回国后,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,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。她在东四九条那里住,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房子,我只去过一次,我一看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,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,都怕她,喊她“金司令”——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司令。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,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,得有个人帮她,但我不愿意。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,怎么也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,于是尽量躲着她。有一次把她惹生气了,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,让我向她道歉。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,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,气得到处砸,甚至用军刀使劲抽打我,在大哥劝阻下,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。

1945年,抗战结束后,川岛芳子被逮捕,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。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,但我没去。我想她自己不觉悟,周围的人又不会放过她,那样一种结果,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。

从格格到平民

“珍珠港事件”爆发后不久,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,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,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,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,什么事情都没有,在家里憋坏了,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。

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。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,甚至去做歌唱演员,但长辈们觉得,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,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?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,为了玩起来方便,在19岁生日那天,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。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,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,他特别生气: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!

1948年,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,留给我的是100块钱、6个孩子,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,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既没结婚,也没孩子,为了维持生计,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、地毯、沙发、皮大衣、留声机等。为了谋生,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,3天1件,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,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没有走,我觉得我毕竟是中国人啊。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,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“益康食堂”,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。不久我与着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。

1956年,我考进北京编译社,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。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,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,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,宣告我被捕了。3个月后,我被押送到劳改队。6年后的一天,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:“金默玉,经过审查,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!”从这一天起,我被带到着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。我知道,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,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。为了不连累马万里,我主动提出了离婚。

1973年,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,我终于重获自由,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,种地养鸭,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。1979年,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,我不是要求平反,我是想有份工作。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,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。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,几天后,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,我想,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。

平反后,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。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,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,我还是那个想法,我毕竟是中国人。现在,我的兄弟姐妹中,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们这一辈,男的是“宪”、女的是“显”,下一代女的是“廉”、男的是“连”,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,有姓连、廉,姓什么的都有。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,可以用八代人,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,现在也没人给排了。我们家到“连”就没了。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,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。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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